不可回避的现实，与不可放弃的信仰

律之的博客
在中国和慈善沾边，很容易落水。

不捐，为富不仁；捐10元，惺惺作态；捐1亿，炒作企业；匿名捐，心虚胆怯；实名捐，沽名钓誉；办基金会号召大家捐，心怀不轨；办基金会自己捐87亿，偷税逃税。怎样才能不凶险？死掉，遗嘱上捐出所有财产。

大众只能接受最极端状态的善——入土为安，盖棺定论，才可以称真善。其它任何状态：中间广袤地带、另外的极端，只要存在可能性，即为恶。虽然人本就是矛盾的生物，圣徒也有亵渎神灵刹那，恶魔也有心灵辉耀瞬间，你我凡人，更是每日在对与错的往复中真实存在着。

这怨不得民众。文革后的中国持续动荡着，动荡意味机会，也意味不公。中国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手段与暴力、诈骗、掠夺不无干系，他们的财富之路，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般牺牲与成就的对比，在人人平等的原则下，葬送了别人的财富机会。其实这和西方世界原始资本的积累过程并无二样，但西方资本主义有数百年的社会基础，资本底蕴与文化教育、宗教底蕴同样深厚，总国却无这样的配套条件。不论是否路上两脚淤泥，当最终面对自己也不知为何能赚到的巨大财富时，一些人从心脏到大脑开始充血，忘记社会责任感，开始认为自己与普通人阶级不同，从不募捐，为保住声名财产，不是进行慈善，而是利用财富购买各种特权，并希望别人保持贫困，以便剥削。

并非所有人都如此。但这种人的确实存在，使大众对富人道德标准定位极高：做慈善是你应还的债。

绞杀苏格拉底的暴民？不然。动荡的中国在经历各种阵痛，有财富分配，有公众舆论。舆论监督，对未来社会的作用丝毫不亚于三权分立或政府监察，它是保证一个社会在制度上犯下错误，还能及时纠正的源动力。这两年的几次事件，可以让国人感到有一个尚算公开的互联网，对人权平等的价值所在。如果有一些过激导致的阵痛就扼杀，那么社会永远无法实现高效公平。这是进程中必须经历的一切，民众的声音不能被消除。

这些存在的声音，对为富不仁或欲谋私利者，是最好的监督，会迫使他们做一些本无意，却有益的善事。这是舆论与公众的胜利。但对本就一心要做慈善的人呢？

这打击委实不小。

西方国家也无法解决如何给予这两种人不同批评的问题，所以他们用制度解决一切：我假定所有人都追逐利益，用税收、行政手段与宗教宣传，让贪图私利之人也认同做慈善是对自己“有利”（经济与精神的双层面利益）的行为。慈善在富人群体中成为习惯时，公众会对他们报以一视同仁的宽容与赞扬。

在尚无此环境（关键是，很多流程上的繁复蹊跷让人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）的中国，我只想对意图行善的财富拥有者说：

请坚持你们的初衷。如果必须有一个人将自己心脏画为靶环，来承担所有的荣誉与谴责，才能促成一件慈善，那么你们的承担，也绝不会没有意义。中国的财富人群必须经历慈善意识的觉醒，而这种觉醒需要刺激，且这觉醒的价值远超过黄金白银。没人能完全了解另一个人的想法，我在这里，不可能断言陈发树先生的初衷。但87亿阳光状态运作的慈善基金，对国民，对追逐财富的青年一代，对社会的认知，都将产生巨大的刺激。话说到这里，似乎是丢给真心做慈善的人们一个包袱：你们必须背负着质疑与误解前行。其实不必我丢，如果真心行善，那他们早已有这样的觉悟。

何况，不考虑所有初衷，不论任何慈善，做了就是做了，有人收益就达到目的了。就算这件事的促成来自于多方面的情愿和沽名钓誉甚或赎罪，其结果也是造福了民众。是制度胁迫或诱导富人行善，也是制度的胜利，西方国家亦如此。如果有人说这些人获得这些财富本就是个错误，那么这也是制度的漏洞，同样要有制度解决。最终做了事情，就比什么都不做要强。

我看到唐骏先生在采访时评价陈先生的一句话。我没有权利也无法向大家论证它的真伪曲直，但可以有自己的判断——我相信这句话，或者说信仰这句话背后的精神。信仰也许天真，也许会误信，但失去对灵魂的信仰，存活在人的世界这件事本身，就已失去意义和努力的方向。

“他跟我们平常人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信仰，就是认为老天对他太好了，应该帮助别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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